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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自述:颅骨骨折被迫退役,像热爱足球那样去热爱生活

足球译佳之言 2018-10-11 18:00:00

编者按:瑞安-梅森是从热刺青训营出道的一名球员,但在2017年1月份赫尔城与切尔西的一场比赛中,代表赫尔城出战的他在一次角球防守时颅骨受到重伤,最终因为这次受伤在今年2月份宣布退役。英国著名足球媒体《442》杂志在一篇文章中,以梅森自述的形式,讲述了他对足球运动、对热刺俱乐部的热爱,以及在受伤后恢复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全文如下:

如果你是一名职业球员,也许很容易忽视足球的真谛,忘了自己为何热爱这项运动。你在许多俱乐部都会看到类似的情形:大家在训练,却并不享受;不会面带笑容参加比赛,没有全力以赴。

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只想踢球,不会考虑任何其他事情。我记得在童年,放学后我就会从学校赶回家,跑进花园里踢球,直到晚餐时间。吃完晚饭后,我又会跑出家门踢踢球。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还令我上瘾了。

我对足球的最初记忆是在外祖父母家的花园里,对着一堵矮墙踢球。我的父母经常说,无论我去哪儿,总是随身带着一只足球。我在伦敦市外的切森特(Cheshunt)度过童年,6岁那年加入第一家俱乐部,位于唐福德(Turnford)的东赫茨俱乐部(East Herts FC)。不过我在那里只待了六个月。

托特纳姆热刺在那时就发现了我。那年夏天,米奇-阿扎尔(Micky Hazard)在一所足球学校看我踢球,邀请我去热刺试试。我至今仍然记得当父亲接到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时的情形——我在卧室里欢呼着跑来跑去。那就是想要的一切。

对我来说,加入热刺就像梦想成真。七八岁时你还不会考虑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但当你在周六穿上热刺球衣,仍然会觉得心潮澎湃。即便对那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也非常重要,因为你为热刺而战,同时还要学会享受比赛。

当年跟我一起踢球的很多伙伴如今都效力英超俱乐部。我在7岁那年认识亚当-史密斯,8岁时开始与安德罗斯-汤森同场竞技,后来哈里-凯恩和史蒂文-考尔克等年龄稍小的球员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我猜在我们那群人当中,很可能80%以上都成了职业球员,其中四人后来还代表英格兰队踢球,拍了一张合影。

对热刺俱乐部青训学院来说,那是一段让人难以置信的宝贵时期。有趣的是当我们年轻时,人们经常将比我们年长几岁的那批球员(而不是我们)视为特殊的一代。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激励了我们,我们总是对胜利充满了饥饿感。氛围很棒,我们都渴望成为职业球员,也拥有正确的性格。

在某个赛季,我为热刺U18青年队打进42球,开始思考是否有机会进入一线队。我记得与青训教练约翰-麦克德莫特(John McDermott)聊过,麦克德莫特告诉我,他认为我要到22岁才能在英超联赛踢球,因为我的身体还在发育——某些男孩的身体在16岁时就已经成熟,但我的情况不太一样。

奶油总要浮到面上来

我一直觉得,为托特纳姆热刺踢球是命运的安排。就算俱乐部试图卖掉我,我也会坚持留下,因为我坚信自己能够在热刺赢得成功。麦克德莫特经常对我说:“奶油总会浮到面上来”,我只需要保持信念,耐心等待机会。

我承认,由于在被租借效力唐卡斯特期间坐板凳,我对在热刺的职业生涯前景产生过怀疑,但无论为何,我相信自己总会有机会代表热刺登场。这也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2013年12月份,蒂姆-舍伍德成为热刺主教练,当时我有点不太走运。舍伍德告诉我,我肯定在他的计划之内,但我在之前已经与斯文登俱乐部签了一个赛季的租借合同,不能在赛季中途回到热刺。

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观看舍伍德执教下热刺对阵南安普顿的第一场联赛,纳比尔-本特勒布在比赛的后40分钟替补登场。太痛苦了。我跟纳比尔的关系一直很好,也为他感到高兴,但当时我觉得自己失去了一次好机会。

2014年夏天,毛里西奥-波切蒂诺来到热刺执教。我记得我与波切蒂诺的一次谈话发生在那年夏天的美国行期间,当时我们都在机场排队等候转机。很显然,我和波切蒂诺对于生活和足球的很多看法相似。

我和波切蒂诺一拍即合,聊了大约25分钟——在那之前,我和任何一位热刺主教练的谈话从未超过25秒钟。在航班上我心想:“噢,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2014年9月份,我迎来了在热刺一线队的首个重要时刻。当时我们在联赛杯的一场比赛中主场对阵诺丁汉森林,0-1落后,波切蒂诺换上哈里-凯恩,随后不久(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时)又让我替补登场。大约7分钟后,我打进了在一线队的处子球。凯恩也有进球,我们最终3-1逆转获胜。我认为对凯恩来说,那场比赛也是他在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

几天后,我在客场挑战阿森纳的北伦敦德比中迎来了自己在英超联赛的首秀。自那之后,我连续在17或18场联赛中登场。

三狮的召唤

2015年2月份,我参加了在温布利球场进行的联赛杯决赛,3月份又在英格兰客场与意大利的一场比赛中完成了在英格兰队的首秀。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要知道就在一年前,我还在英甲联赛踢球……但我认为自己的能力配得上入选国家队,我所做的只是随时准备好把握机会。

在2015-16赛季的前五六轮联赛里,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热刺队内最佳球员。9月份我再次得到英格兰队的召唤,但在客场与桑德兰的一场比赛中,我打进制胜球却受了伤,不得不缺席几周时间。

我急于回归赛场,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却由于在一次恢复训练中再次受挫,复出时间被迫又往后推迟了几周。我带伤参加训练,身体情况特别糟糕,以至于不能洗热水澡。如果我那么做,膝盖就会立即肿胀。后来我复出踢了几场比赛,但在球队与切尔西交锋时伤了踝关节,不得不又休养了两个月。当我身体完全恢复时,已经失去了在一线队首发阵容中的位置——那时热刺正在努力争夺英超联赛冠军,穆萨-登贝莱状态极佳。考虑到种种情况,我只能坐在替补席上。

那年夏初,有几家俱乐部试图与我签约,但我拒绝了所有邀请,因为我决心在热刺的首发阵容中争取一席之地。波切蒂诺告诉我,我将会得到机会,他也希望我留队。然而当我在赛季前回到俱乐部,遇到了几件不太愉快的事情——类似事情在足球圈里经常发生,与教练无关——我真的无法接受,或是毫不介意。

2016-17赛季前三轮联赛中,我没有登场,而通过与经纪人的沟通,25岁的我决定到其他球队寻找稳定的比赛机会。我设想过在那个赛季为赫尔城效力,然后再去其他俱乐部,甚至不排除重返热刺的可能性。这就是当时我的想法。球员的职业生涯很短暂,有时你需要稍稍自私一些。

赫尔城与热刺完全不同。热刺总是积极向对方施压,努力赢得球权,赫尔城相对来说谨慎、保守得多。这不太适合我的踢球风格。我被告知会担任球队的进攻组织者,但在前两场比赛过后,我的位置就被后移了……我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不过随着马尔科-席尔瓦执教球队,一切都变了。

赫尔城开始采用我期待的方式踢球,我在席尔瓦执教下踢了4场比赛,那也很可能是我在效力赫尔城期间发挥最好的4场比赛。我开始感觉有能力再次证明自己,对未来感到十分乐观。

某个周日下午,我们客场挑战切尔西。我们在周六抵达伦敦,赛前在球场附近的一家酒店过夜;周日上午,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散步放松,然后吃饭、稍作休息,为到斯坦福桥踢比赛做准备。

“就像一枚炸弹在我的脑袋里爆炸”

我在售票处为父母各买了一张票,父母的座位就在赫尔城球迷看台的前排——如果我在比赛中进球,从他俩身前跑过会很棒。

那场比赛我们开局不错,我与坎特进行了激烈地对抗、铲球,不过都没有任何恶意。但当比赛进行到第14分钟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切尔西得到了一次角球,我试图跳起甩头解围,却突然感觉到头骨被重击,疼痛感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有人认为我已经忘了当时发生了些什么,但我还记得。我记得脑袋特别痛,队医跑入球场,对我做了所有例行检查。当你受到严重伤害,身体会本能地进入一种恐慌和自我保护的状态,你也知道自己的身体出了大问题……疼痛感令我无法忍受,如同一枚炸弹在脑袋里爆炸,并且就在太阳穴的位置上。

赫尔城俱乐部队医马克-沃勒(Mark Waller)做了几个有助于我康复的重大决定。沃勒知道我的头骨骨折了,脑袋也许遭到了损伤,因为我的整个右半边脸都凹了下去,无法正常活动。救护车司机想将车开往距离斯坦福桥最近的一所医院,但沃勒说我们得去圣玛丽医院,所以我们开车经过两所医院后才抵达目的地。

沃勒的那个决定很可能救了我一命。如果我们去最近的医院,那么在我做完头部扫描后,医院也许还是会推荐我们去圣玛丽医院,但宝贵的时间却在路途上被浪费了。

在CT扫描几分钟后,我就被送上手术台,那次受伤后的手术持续了整整61分钟——如果我们去往其他医院,情况很有可能会更糟。

痛苦与寂静

当我醒来时,我觉得视线里的一切都很模糊,脑袋仍然很疼。医院太嘈杂了,他们不得不将我送进一个私人房间。我不得不在寂静无声的房间里坐着,因为任何细小的声音都会令我无法忍受。我对声音变得十分敏感,就连护士们在走廊里的窃窃私语,在我听来也刺耳得如同尖叫。

我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可能达到了20-22个小时。医生有时会叫醒我做一些检查(例如血压),但绝大多数时候我都不得不睡觉。从像那样的伤病中恢复,对身体来说是一种煎熬。你需要为自己制定节奏。

我知道我的脑袋里有钉子和金属板,不过直到大约六个月后,医生才让向我解释了他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们不想吓坏我,不清楚我能否接受……医生将共14块金属板放进我的头骨,用28个螺丝固定它们的位置。我的脑袋上有一条6英寸的疤痕,45颗订书钉——将订书钉取下来肯定会让我很痛苦。

就算到了今天,我仍然能够感受到疼痛。如果其他人也有与我类似的感觉,他们会说:“噢,我真的头疼得难受。”但我不得不学会接受现状。究竟该怎样描述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就像你连续坐着看了3个小时电视后,突然跳起来去开门。设想一下吧,我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这种痛苦。只要弯下身体,我就会觉得压力涌向脑袋的一侧。

从太阳穴到下巴,我右边脸的所有神经都受了损伤,而在神经末梢重新建立连接的那段时间里,我的感觉就像被针刺。我无法张开嘴巴:在大约10天里,我不得不被人用勺子喂食。直到手术大约十周后,我才能正确地张嘴。对当时的我来说,(术后)第一次拿起一杯橙汁,靠近嘴边并喝下去是件大事,我甚至让妻子拍了视频。

我的身体平衡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我没办法直线行走——当然,我也不能走太多路。在一段时间里,每当我晃动脑袋,都会觉得头晕目眩。我在大约12周后拜访了一位平衡学专家,她真的帮助我恢复了平衡感,能够稳步走路。

在康复过程中,我几乎走遍了整个英格兰拜访名医,接受各种检查和扫描。压力很大。某些专家告诉我:“不,你不能再踢球了。”但也有专家说:“你会完全康复。”

旷日持久的挑战

受伤后的前三个月最难熬。你对许多事情充满了怀疑。你会想:“我能在床上坐起来吗?”或者“我今后还能走路吗?”从情感层面来讲,这是一个巨大挑战,很可能会让你备受煎熬。我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家人感到难过。大约八到九周时间里,我的妻子在家不开灯也不看电视,在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就安静地陪着我坐在沙发上。如果妻子需要休息一下,我的母亲就会来接替她。

当时我真的很难受,要知道,受伤前我可是个相当活跃的人。但我认为对我的家人来说,情况也许更糟糕,因为家人不得不看着我那个样子,而术后的恢复过程太缓慢了。

有趣的是,踢球的经历帮助我度过了难关:我将术后恢复视为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挑战之一。我知道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于求成。

2017年5月底,我开始考虑重返球场。我到赫尔城俱乐部与队友们见面,理疗师让我对着一堵墙踢球——就像我童年时所做的那样。那是我在大约五个月里第一次踢球。

在当时,复出对我来说似乎太遥远了,但我的恢复过程也在逐渐加速。6月份我在葡萄牙待了两周,在几名赫尔城理疗师的帮助下进行恢复性训练。每天我都慢跑,虽然有时我仍还会觉得头晕,但到假期结束时,我感觉身体很可能已经恢复了七八成,能够转身踢球了。那次假期让我相信自己能够重返球场。

今年1月中旬,我认为只要再等几周,我就能再次为赫尔城踢球。我觉得我能重新进入球队阵容,在英冠联赛踢几个月比赛,也许明年夏天就能随球队回到英超。那是我当时的想法,但在2月初的一次扫描后,我改变了主意。

在受伤后的第一年里,医生重点检查我的头骨,但在2月份的那次扫描中,医生发现我的脑部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与几位神经外科医生和专家进行了交谈,他们向我们讲述概况,明确说明如果我再次踢球,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专家们告诉我,如果我继续用头顶球一年甚至六个月,那么到我28、29岁时,我可能会痴呆或患上癫痫症。他们说我受伤后的恢复情况不错,简直就是个奇迹,但如果我再次踢球,将会遭受更大伤害。

在那次谈话后,我知道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这个消息令我受到沉重打击,但我和妻子在(2017年)12月份刚刚有了儿子,每当我看到他,我就觉得自己既幸运又快乐。现在,儿子成了我在生活中关注的焦点。

我仍然热爱足球,还能踢踢业余比赛,只不过如果我再参加职业比赛,那就太危险了。(如果没有受伤)我相信自己本有机会更成功,比如代表英格兰队参加更多比赛。回首职业生涯发展轨迹,我觉得我在大约28岁时才会迎来职业生涯巅峰,并且能一直持续到32岁。

不过无论如何,我不会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征战英超,成为热刺队长或为英格兰踢球而沮丧——在15岁那年,这是我希望达成的三个梦想。虽然我作为一名球员的职业生涯很短暂,但我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没有任何遗憾。

我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回,对人生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当生命得到第二次机会,你会发现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有了新的认识。

如今我还没有为未来做太远的规划。我已经开始在热刺与一些年轻球员打交道,学习执教,也会从事一些媒体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享受生活。我终于有机会在周六去参加家人的生日派对,不必再像过去那样,因为要踢比赛而错过。从身体上来说,我可以参加绝大多数体育运动,例如跑步、网球等等。我真的是个幸运小子。

至于未来的路,我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份自己充满热情,愿意100%投入的事业——就像曾经踢球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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