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争夺亚洲冠军时，中国足球是什么模样？

2004，这两天这个年份频繁出现在你我眼前，那是上一次中国男子足球国字号队伍闯进亚洲赛事决赛的年份，距今整整22年。

那一年，U17国少夺得了亚少赛的冠军；那一年，我们的成年国家队也闯进了亚洲杯决赛。

彼时，所有人都满怀希望，但那年的亚洲杯决赛我们遗憾折戟，这也成为了许多人的意难平。此役过后，日本不断进步成了亚洲足球的代表，中国足球却陷入到了难以翻身的漫长低谷中。那届亚洲杯决赛，似乎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分水岭——从此以后两方再无抗衡的机会。直至今日，很多老球迷仍然还是会为国足不敌日本而感到惋惜。

但别忘了，在2004年，属于中国足坛的大事件并非只有亚洲杯。

1

对中国职业足球而言，2004年最大的改变毫无疑就是中超联赛的诞生，这标志着所谓十年职业化走上（或是向下）了另一个全新的台阶。

中超在当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中超充满着期待和好感。因为甲A的名片早已打响，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当谈及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时，人们自然会想到甲A，犹如日本的J联赛和韩国的K联赛。

然而，中超？这个毫无创造力的名字真有甲A的吸引力大吗？关于这个久远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中超在还未打响前就已经展现了中国足球常见的荒谬：头两个赛季，暂停升降级。

那一年，由朱广沪率领的深圳队，在欠薪八个月的情形下，依旧夺得了首届中超联赛冠军，以至于你在刹那间，不知道是该替深圳队感到敬佩，还是对中国足球的大环境感到悲哀。而关于深圳队的后续故事，单是一个李毅的“天亮了”，就足以成为中国足坛的经典一幕。

同样是这一年的中超，在当年10月，还发生了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联合挑起的G7革命，公开叫板中国足协。G7联盟的七家俱乐部：上海中远、青岛颐中、深圳健力宝、四川冠城、北京国安、大连实德与辽宁队。

引爆这场“G7革命”的导火索，是沈阳金德与北京国安比赛中出现的主裁周伟新的争议判罚，北京在比赛中宣布罢赛。（这场比赛后来也被官方认定为黑哨假球，同时，足协也认定周伟新在比赛中的点球判罚上存在着失误，被停哨八场。）

但对于中国足协彼时的决定，部分媒体其实并不卖帐，来自陕西的《华商报》就在其评论中强调，别老拿裁判说事，“中超元年注定不是裁判们的好日子，他们不但忍受着人格的侮辱，还要背上超重的黑锅，这显然有些过分。裁判是足协的雇员，也就是说，裁判的上场执法其实是足协权力的延伸，是被派去保证比赛公平的。一些裁判在中国足坛的黑哨、假球里是确实有推波助澜作用，但却不是浊浪汹涌的原动力。

“在眼下混乱的职业足球场上，足协、裁判和俱乐部都脱不了制造腐败的干系。足球是一个团体运动，而在被操纵的足球场上是不存在单边的，有的只是串通。在这复杂的三角关系中，有一点是明确的，无钱无势的裁判是最软的柿子。”

在北京国安罢赛后，实德投资人徐明组织7家俱乐部联合向足协发难，要求改革，并提出“行政退出、资本决定、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公司化经营”。徐明甚至放话道，“中国还没有为足球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那我徐明就来做这第一人。”深圳老板张海则说，“中国足坛现在有句话挺能说明问题，叫黑哨继续吹，老板继续亏。”

北京国安总经理杨祖武更是直言不讳道，“中国足协必须向全国球迷道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事件中，徐明发动的主要是民企俱乐部，G7中只有国安一家是国资背景的俱乐部。而其他国资俱乐部像鲁能、泰达等，则全部站在了足协一边。

G7革命的出现，曾让时任足协主席阎世铎一度焦头烂额。为此，足协高层和G7代表曾进行过多次沟通。在当年12月进行的香河会议上，G7的态度发生了大反转。

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罗宁表示，“我们只是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即使不是我，任何人在我的位置上也会提出改革的要求，这是顺应大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和足协都是一家人，大家也拥有着共同的利益，改革也是足协想看到的结果。大家追寻的是一种共赢的结果。”

徐明的发言则更老道，“在改革方面，我们一定要有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只要对改革有利，我们受点损失也无所谓，哪怕被足协打倒也无所谓。其实，今后，足协和俱乐部，就应该唱一个双簧，达到双赢，甚至多赢多的结局！我认为，在2008年前，我们可以不降级，甚至也可以把中甲搞成南北对抗赛，把2008年作为近期目标，把2018年作为远期目标！”

“我现在就表态，我不同意搞什么中足联公司。我觉得，我们可以‘穿老鞋，走新路’！在中超委的领导下，明确职能，加强学习意识、实践意识、总结意识，认认真真地进行改革！”

随着徐明和罗宁在态度上的大转弯，本以为会闹出大新闻的改革会议迎来了出乎意料但其实又是预料中的结局。

而对于这次G7革命的失败，《体坛周报》还曾煞有介事分析了原因，”按理说，呼吁荡涤中国足坛的污泥浊水，对不可救药的中国足协进行体制改革，这是高度契合广大球迷和公众利益的绝对好事，但为什么得不到大众的支持，被不少媒体冠名为“闹剧”和“动机不纯”，徐明们至少犯了两个大忌。

“第一个大忌：没有赢得广大球迷的支持，没有站在广大球迷的立场上，真正反映大众的根本要求，而是不断强调作为投资方的俱乐部权益受到侵犯。第二个大忌：没有赢得国家体育总局之上的高层明确支持。”

2

重庆是2004亚洲杯的举办城市之一。我那几乎从来不看球的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两张日本对阵伊朗的球票。那也成为了我记忆中极少数和他独处，且有过还算深入聊天的青少年时期。

比赛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进行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日本在重庆奥体的遭遇可想而知，铺天盖地的嘘声，以及在奏他们国歌时，现场观众所流露出不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个坐在我身旁的球迷还说了一句，至今让我难以忘记的话，“这国歌和哀乐有什么区别？”好像确实没什么区别，我在心里回答了他。那场比赛的过程已经很模糊，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就是铃木隆行的那头金发以及日本远道而来的几百名球迷的助威声。

后来，日本和国足在北京工体会师最后的决赛。

彼时，国足由荷兰人阿里汉执教，小组赛开始后，质疑他战术和用人的声音就从未中断过。最为激烈的点在于，人们不明白他为何把孙继海打入冷宫。在右后卫的位置上，阿里汉从始至终都更信任来自重庆的魏新，而不是孙继海，即便让后者替补上场，也是把他当万金油使用，这不仅让球员本人颇为不爽，也让舆论十分不解。

于情于理，孙继海的综合能力肯定都在魏新之上。但后来据一些媒体透露，阿里汉之所以坚持使用魏新，一方面在于魏新的防守能力以及稳定的表现，还因为荷兰人在中国队的首堂训练课，他所见到第一个球员正是魏新，而重庆队长给阿里汉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我不知道这个新闻的真假，但魏新就是排在了孙继海之前。

另一个关于阿里汉的争议在于：郑智究竟该踢什么位置？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荷兰人将郑智放在中后卫上，是在浪费他的进攻天赋，但阿里汉却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后来甚至这样说过，“我记得当时关于他应该踢什么位置有过很多争论，我曾经当面跟他说过，如果你踢中后卫，你将会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中后卫，没错，就是全世界。但在欧洲，郑智如果踢中场，不会有太高的成就，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好球员。

“当郑智和李玮锋一起出场踢后卫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输过。亚洲杯决赛，我记得是李玮锋没有上场。世预赛客场踢科威特，那场我们输了0比1，郑智没有上场。他们两个的表现非常梦幻。”

比赛的进程证明了阿里汉的判断没有错，魏新在那届亚洲杯中没有辜负他的信任，郑智更是在中后卫的位置上给出了顶级的表现。

当然，中国之所以能够闯进最后的决赛，还需要感谢李明在33岁的年纪，再一次证明了他就是中国最好的右前卫、闫嵩在左翼的闪转腾挪和刘云飞在半决赛面对伊朗时的顶级发挥.........

当国足如愿在8月7日亮相北京工体决赛面对日本时，那种巨大的期待和兴奋，就和我两年前在初中教室里看世界杯首场踢哥斯达黎加时相差无几。但也和两年前那个下午的结局一样，失落成为了赛后唯一的情绪。

更让人憋屈的是，改变日本命运的关键进球是显而易见的误判。下半场第66分钟，中村俊辅主罚角球，中田浩二在后点用手将球打进，但当值主裁判无视中国队的抗议判罚进球有效，中国队1比2落后。这粒丢球给中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国足就此一蹶不振，最终比赛以1比3告终。

赛后，魏新曾对《体坛周报》说道，“这个球来的非常突然，日本那个队员(中田浩二)是用右手将球碰进球门。我当时看的非常清楚，这个球200%是一个手球。但主裁判根本不理我们，好像他非常希望进球似的，根本不管我们的举手，也不管边裁举起的旗子，直接就指向中圈。”

刘云飞同样感到难以置信，“我不相信那个主裁判没有看到那个手球，当时边裁也举旗示意了，但主裁判的判罚实在是太坚决，他根本不管我们怎么解释，我感觉他就是想这个球进，让日本队赢。在主场我们还要受裁判的气，这是大家感到特别郁闷的地方。足球比赛我们也不是输不起，但最后被日本队用手打败，的确让我们有些不服气。你们要是有种就不要用手，用脚来击败我们。”

而作为始作俑者的中田浩二，却没有丝毫忏悔的意思，他说，“在比赛中我打入了一个进球，即便这个球我可能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那个进球并不是手球，而是用身体撞进的。”

隔天，我读到了在中文世界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一个标题，“日本，手赢”。

那时候，在家门口无缘首座亚洲杯冠军，曾一度让当时我16岁的垂头丧气，但在失望过后，转念一想，彼时年轻的你又对未来充满着希望，毕竟我们踢进了亚洲杯决赛，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了比赛，未来只会更好，难道不是吗？

3

当然不是。

11月的世界杯预选赛的闹剧就说明了一切，它也彻彻底底印证了2004年就是中国足球的分水岭。

11月17日，在当年底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国足在广州以7比0大胜中国香港队，而科威特队则以6比1战胜马来西亚队。最终，国足因进球数比对手少而遭淘汰。

关于那一天的故事版本足够多，有些描述已经让人难辨真假，但都足够荒诞。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一场天灾与人祸并驾齐驱的史诗级灾难。

你不能说中国足协不努力，众人早就料到西亚会出幺蛾子，因此足协特地派出了两位工作人员赴科威特，并在那个网络还不并十分发达的年代斥巨资，试图想建立科威特与广州之间的联系。但荒谬的是，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成为了一场笑话，足协在广州得到的消息甚至比现场的记者还要慢得多。更荒唐是，当李玮峰进球后，还兴奋地掀起了球衫，他以为可以打附加赛了。

关于那场扎心的比赛，《足球报》当年的报道是，“中国足协领导小组想到了尽量拖时间，争取中港之战晚于对手结束，但是中国足协又非常怕国际足联的比赛监督怪罪下来，所以中港之战只能使用最原始的办法拖延时间，即晚开球或者下半场推迟开球。”

实际上，韩国裁判李钟国吹响中港之战完场哨时，时间已经有所延迟，但是中方没有想到的是：科威特会使出了“补网”这种非常规手段。比赛里科威特队临时补网，足足耽搁了5分钟，如果没有这5分钟，中国队会有7分钟的优势来补足需要的进球。”

这场7比0在香港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香港球迷认为球队在踢假球。然而，在国足彼时的助理教练李树斌看来，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的，“5比0之后我们也依然要求队员继续进攻，而且是能打多少打多少，为什么没有进球？后来我又重新观看了比赛录像发现，除了体力原因之外，在我们打进第5个进球之后，香港队主教练黎新祥迅速针对我们的战术进行了调整，他们中路的一个防守队员调到了左路，一下子就限制了阎嵩的突破。

“而我们那个时候因为魏新已经体力不支下场，攻势全部在左路，包括邵佳一、阎嵩、周挺三人都从左边发起进攻，但黎新祥的调整十分有针对性，如果他们真想放的话，根本不用采取这么有针对性的防守，或者说压出来打就完了。事实上，也正是这段关键的时间证明香港队绝没有放水。”

无论如何，最终国足以净胜球的差距倒在了世预赛上，阿里汉也因此下课。

后来，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被问及中国为何冲击世界杯失败时，阎世铎是这样回答的，“最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缺乏一定能够确保出线的实力基础；二是教练在训练，特别是关键场次的比赛中存在指挥上的失误。从深层次角度来说，高水平的年轻选手不多，也是这次中国队没有出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2004年的中国足球，足够疯狂，足够荒诞，也足够绝望。